【集萃网观察】钱子超，印染专家，中国印花工业先驱者之一。他在我国较早致力于发展机械印花，并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我国印染工业的发展和印染厂建设作出了成绩。

　　钱子超，原名乘时，1899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江藻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原是店员，经商失败后种田务农，生有四子一女，钱子超排行第二，自幼家境贫困，聪颖好学。

　　学生时期的钱子超目睹民族的苦难，萌发了振兴国家的愿望。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时，他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想，并接受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影响，立志要发奋求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经同学黄树滋的介绍，钱子超决意东渡日本继续深造，但家中无力为他偿付学习费用和赴日旅途费用，在亲友们的相助下，于1919年去日本，开始就读于东京东亚预备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一年期间刻苦攻读，既精通了日语，又考取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更名为东京工业大学），并取得了公费生待遇。当时，同去日本读书的有十几个青年学生，到了日本后根据个人志愿有的选学军事，读士官学校；有的学医；有的选学教育。钱子超决心攻读印染这门专业，投身于国家印染事业的发展。在学习中，他除了攻克理论知识外，十分注重实际应用。他认为，在应用学科领域中，不仅要从理论上去探索研究，更需要从实践中运用提高。他利用寒暑假期和工厂实习机会，深入工厂实际，并在许可情况下亲自动手操作。五年寒窗，1924年他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经学校的介绍，他还在日本印染工厂实习参观了一年。1925年秋，经在日本时同窗同学的再三邀请去新加坡筹办针织漂染厂，由于建厂条件不成熟，加上他回国心切，辞去了新加坡针织厂工作，回到了上海。

　　1926年钱子超回国后，应聘于上海达丰染织厂任工程师，负责筹建印花工场。他从赴日考察、选购设备、回国安装调试、培训员工，到1929年正式投产，成为我国棉布印花工业的先驱者之一。他较早地将国外防染、拔染印花工艺应用于生产，并为开发新品种、新花色，作出了成绩。

　　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犯我淞沪地区，达丰厂有遭炮火危险。为了使工厂少受损失并能继续生产，他将部分设备抢运到上海租界区内另建新厂，取名为信昌染织厂，钱子超参加了设计和基建工作，于1938年5月开工生产。投产后他主管印花工场。1939年，信昌厂与相邻的拆迁来的宝兴纱厂合并组成中纺纱厂，并改为该厂染部。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纺纱厂因在香港注册，被视作英国产业由日本侵略军占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纺纱厂染部恢复原名为达丰印染厂，开始独立经营，钱子超担任副厂长。同年9月，他由重庆大明染织厂经理查济民推荐，参加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上海日资纺织工厂。钱子超被委派接收日资美华印染厂，任该厂的厂务主任（厂长），主持复工。经他组织力量，整修设备，于同年11月开始恢复生产，产品仍沿用原“美画图”商标，在很短时期内使该厂在产品品种和产量质量上得到很快发展。1946年2月，美华厂移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为上海第四印染厂，钱子超任厂长。“美画图”商标印花布产品系列得到进一步发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同时，钱子超又兼任中纺公司上海第三印染厂厂长。钱子超接任后，经过检修设备，很快恢复生产，以后又对设备作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显示了他既专印花，又精漂染整理的才能。同时，他辞去了达丰厂副厂长的兼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纺公司决定调钱子超到中纺第七印染厂任厂长（七印后改名为国营上海第二印染厂），当时该厂设备残缺不全，尚在进行修配安装。钱子超接任不久，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遭飞机轰炸，局部被毁，影响了沪东各厂供电，而二印厂未受影响。受停电影响的沪东各印染厂在加工中经常发生湿布积压。钱子超在保护本厂安全、组织生产的同时，还帮助其他厂洗烘湿布，防止变质损失。

　　1952年9月，钱子超被调任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总工程师，专心在技术和管理上发挥他的才能，解决了一些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为人信服。

　　1953年底，钱调至纺织工业部设计公司任印染工程师，随即参加了纺织工业部组织的“54”型印染机械定型组，任技术顾问，对定型工作作出了贡献。定型工作结束后，他就回设计公司着手组织新建西北第一印染厂的设计。这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由国产设备装备的大型印染厂。